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桐山城是福鼎歷史人文的高度結(jié)晶與深層概括。追尋城池遺跡，可以解讀那近乎模糊的歷史片斷。

乾隆四年(1739)，是這座城的歷史分水嶺，此前桐山設(shè)堡，之后才修葺土堡為城。福寧府以福建東北部、閩浙邊界處的桐山營地作為縣治置福鼎縣，標志著桐山城池的正式誕生。

桐山土堡最早的興筑歷史可以追溯到宋元年間，桐山隸屬于長溪、福寧地，但遠離郡地，官軍管理難以到位，老百姓生命和財產(chǎn)沒有安全保障。歷經(jīng)宋元，大多墻體已毀壞不堪，難以起到防護與保障作用。明洪武至正統(tǒng)初期，桐山屢遭反賊重創(chuàng)。到了明代中后期，社會環(huán)境進一步惡化，倭寇與沿海不法之徒相互勾結(jié)，進而盤踞、掠奪閩浙沿海村莊，桐山面海負山，成了倭寇掠奪之地，居民飽受蹂躪。為了應(yīng)對動亂，打擊賊寇，安定民生，嘉靖二十一年(1542)，桐山高、王、曹等姓族人依原有墻體開始加砌墻垣，并在墻體當中設(shè)置柵欄，有力打擊了倭寇囂張氣焰。

嘉靖三十一年(1552)，一批倭奴又犯桐山。高氏族人高溥，號蘭軒，敢于擔當，在鄉(xiāng)中團練鄉(xiāng)勇，率領(lǐng)族人積極應(yīng)對倭患。他們在東山虎巖的溪面兩岸，取木制成柵欄立于溪港，當中開一個小門僅容一只小船通過。倭船埋伏在金魚塘與馬道口，僅以一舟載六七十人進入柵門，看到溪岸人多勢眾，防備森嚴，急忙撤帆而退。鄉(xiāng)民以為倭寇離去，就拔陣回歸。但是出人意料的事出現(xiàn)了，倭寇偵查了桐山的情報，馬上動用了數(shù)十只船直沖柵門。高溥與高栱、高佐等人列陣與倭寇進行了一場生死決戰(zhàn)，直至血水染紅了溪面，倭奴自覺不敵，順潮而敗去。高栱、高佐與高溥及長子高仕，因受重傷而英勇犧牲!桐山堡得以穩(wěn)固。

桐山古道界碑(資料圖) 佚名攝

嘉靖三十八年(1559)秋，倭寇攻陷福寧州，進而直入桐山，再次肆虐焚毀沿途村居，掠奪財物，致使百姓流離失所。于是，建筑城墻成為當務(wù)之急。率先出來牽頭商議修筑城堡的是桐山西園族人高權(quán)，號臺山，他為人慷慨好施。這一天，云開霧散，倭寇已退，家園恢復往日平靜，倡議會開得很熱烈，大家情緒也十分高漲。高權(quán)首先站出來，說自己先捐一千石糧食，以作修城之資費。大家甚是高興，就按照地段攤派，每家每戶該出多少就多少。有的就捐錢，有的就捐糧，有的就出自留地基，有的就出力為工。有的地段屬于其他族姓，就劃地相兌換。總之，無論如何，非要把桐山城堡給修筑起來不可。

鄉(xiāng)民同時報請上級要求砌墻垣以自衛(wèi)，請示得到沈青蘆門巡檢司的同意和支持，巡檢史紀善親自到工地監(jiān)督施工。城墻竣工后，蘆門巡檢司復移桐山，即桐山司，這便是最早的桐山堡。工程從嘉靖三十八年(1559)秋冬動工，至嘉靖四十一年(1562)完工，前后歷時三年多，西面與北面城墻按宋元時期土堡舊址修葺，其中東面與南面城墻稍微比原舊址縮小些許。城墻外挖有水濠，寬三丈，環(huán)抱城外，接通潮汐。

明季遠去，清代承之，朝廷加強了海防建設(shè)，桐山在軍事戰(zhàn)略上翻開了新的篇章，同時也進一步推動了城堡的發(fā)展。清初期，桐山石堡依舊重葺，由福寧衛(wèi)撥汛官防守?？滴醢四?1669)，福寧總兵吳萬福奉文撥帑，對桐山堡進行一次較為全面的修繕，設(shè)桐山營，抽調(diào)本省八府官兵駐守桐山?？滴跷迨?1717)，桐山城墻坍塌，總督覺羅滿保、巡撫陳瑸、藩司石沙木哈等官員，捐獻俸祿重修。雍正十二年(1734)，福寧州升為府，桐山隸屬于管轄。

乾隆四年(1739)，福鼎設(shè)縣，以桐山舊堡為縣城，首任知縣傅維祖?zhèn)戎匦蘩頄|面傾圮城隅，桐山城總計二里有余，周長四百八十三丈六尺，高一丈五尺，厚一丈多，并加女墻五尺，建有敵樓、炮臺各四個，設(shè)城垛三百三十個，外加跑馬道，城底放置四個孔洞，以泄城內(nèi)水于兩溪。在古代的建筑學中，講究風水，桐山城在歷次修繕中，形家得出經(jīng)驗，認為城東方向不利于風水，便塞其東門，在南門之右復開一門叫“小南門”。桐山共四城門：南門叫“迎薰”，小南門叫“和旸”，西門叫“慶成”，北門叫“承恩”。

乾隆十六年(1751)、十九年(1754)，知縣高琦、何翰南先后重修城墻。乾隆二十四年(1759)二月，福寧知府李拔到任。這年秋天，雨水再次泛濫，城池墻體坍塌了許多地方。李拔連忙趕到福鼎巡視檢查，尋求解決洪水沖城的對策。李拔發(fā)現(xiàn)沒有北門石壩就沒有城池，于是要求署令吳壽平和新上任縣令胡建偉倡議捐修城堤。全城的士民都慷慨投工投勞，城壩在原來的基礎(chǔ)上加長三百六十余米，整個修護城堤工程只用三個月。

這個工程一結(jié)束，就受到李拔的褒獎，先后用兩篇文章記載了修城筑堤的始末，即《重修護城記》《福鼎縣城池記》。在這兩篇記中他強調(diào)了修壩對于保護福鼎百姓生命及財產(chǎn)的重要性：“惟有修北門石堤，以遏水之沖，可保無虞。”他對地方的官吏提出更高的要求和希望，要常常思考災(zāi)患和預(yù)防，不能讓城池再遭毀壞。在李拔被調(diào)任福州前，為使城池長久治安，他做了《保固城池議》一書，寄厚望于今后官吏。李拔這篇議文對后來歷任的縣令官吏影響很大。1774年的夏天，桐山溪水泛濫，城池又塌了多處，時任縣令王應(yīng)鯨自忖：“此壩所系綦巨，壩堅則有是城，壩圮則無是城，咸余責矣。”他不敢怠慢，率領(lǐng)紳士民眾，新修石壩一百七十多丈。

今日城池非彼日城池，今天，可以看到高大而堅固的新修堤壩，保護著福鼎這座日益崛起的新興城市。唯屹立了五百多年的古城墻，退出歷史、杳無痕跡。